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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通锦路附近的冯大爷听说附近工地挖出大堆坛坛罐罐，随便一个瓦片都是唐朝遗存，可以想象这里应该大有来头。成都商报记者日前获悉，成都市考古队花了近4个月时间，完成了对通锦路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出土不少汉代到明代的文化遗存，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里面的沟渠和池塘。考古专家初步判定，遗址主体可能是建造于盛唐的人造景观建筑群。由于遗址距历史上著名的万佛寺遗址较近，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一处寺院园林，这对于研究隋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的园林建筑和城市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遗址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通锦路3号，埋藏在地下2米，原为中铁二局家属院，在发掘现场，发掘区的一个圆形人工池塘，现存部分为一座砖砌水池，平面近圆形，直径19米，深1.7米，一旁还有一座同时期的水井。
池塘左上方连接一条沟渠，形同弯弓，沟渠两边灰砖堆砌OB体育，沟渠已露部分全长约有90米，蜿蜒曲折，最宽处有近6米，最窄处不足1米，深1.6米。砌砖以唐砖为主，间杂有南北朝的花纹砖。从现场发掘推测，西侧为水流入方向，分叉后一支向南回旋呈“山”字形，另一支流向东北。沟内出土了大量的唐、五代时期生活用瓷器以及瓦当、板瓦、青砖等建筑构件，推测其大约修建于盛唐，五代末至北宋初废弃回填。
沟渠从造型可知其属于园林人造水景。“沟渠连通了九里堤，主要是从那里取水。”据考古现场负责人介绍，池塘的水是从九里堤引过来的，从三国时期起，九里堤就是一个重要的水利工程，保证了成都的城市用水。
除了3条沟渠和一座池塘，考古工作者还挖出了大量的生活用陶瓷器具和少量与佛教有关的石刻造像及建筑构件，可以初步判定这是修建于盛唐时期的园林建筑。
注壶、四耳罐、碗盘……发掘现场一些较为完整的文物从外观上来看，制作比较粗糙。“这里出土的文物规格并不是很高，主要为本地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产品，兼有少量外地窑口的青瓷器和三彩釉陶器。”据考古现场负责人介绍，这些用具应该是僧人所用。
据了解，唐代园林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皇家园林、寺院园林和私家园林三个类型，考古专家倾向于认定通锦路古遗址是一处寺院园林OB体育，其中一个原因还在于这里毗邻历史上著名的万佛寺遗址。
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发现，唐代砖砌沟渠东北段有一处外壁保留有不规整的台阶，而万佛寺出土大量石刻造像地点恰好也在遗址东北侧。“石刻造像过于笨重，废弃地点不会离原来寺庙存放地太远。”现场考古队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也可以推测园林景观的修建和唐代净众寺或有一定关联，而净众寺就是万佛寺的曾用名。
而到了明代，这里已经变成了墓葬区。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的明代遗存中，以买地券居多。这些刻在青石上的买地券和道教文化有关，源于西汉，盛于东汉，最初只是作为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通常附有道教的制鬼符篆，券文刻写或笔写于砖、铁、铅板、石板等硬化的物品上，以便于墓中久存。这也印证了通锦路这一区域，在明代是冷清的郊外。
清光绪年间任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在《天壤阁笔记》中记载，当时出土的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如卷……凡百余”，又据现存四川省博物院的一件南朝梁中大通五年释迦像题记可知，其功德主为鄱阳王世子萧范(任益州刺史)供奉于安浦寺(万佛寺曾用名)。
由此可见，自清代光绪以来，万佛寺遗址陆续出土大量南朝至唐宋时期的石刻佛教造像。此外OB体育，四川省博物院内也藏有不少雕刻精美的万佛寺出土唐代石造像，由此可推知至少在唐朝时，万佛寺应该香火旺盛，实力也颇为雄厚，建造一个园林也是不在话下。
研究表明OB体育，隋唐五代是我国古代园林建筑的重要发展阶段，很多达官贵人都在自家或别墅区穿池堆山，树花置石。这一时期的园林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皇家园林、寺院园林和私家园林三个类型，全国范围内园林之繁盛，具体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其中以成都府为中心的剑南道又是重要分布区域之一，如著名的浣花溪草堂、徐卿草堂、卢照龄山庄等。通锦路古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隋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的园林建筑和城市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根据史料记载，万佛寺在南北朝时期称“安浦寺”，唐代称“净众寺”，后被毁，至唐宣宗年间恢复，宋代更名为“净因寺”，南宋孝宗隆兴年间曾一度为交子务(宋代掌管钱币流通事务的机关)所在地，明代又有“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等多个名称，至明末清初毁于战火。园林景观也随着寺庙的兴衰大起大落，在五代和北宋初期就遭到了废弃和回填。万佛寺曾经香火旺盛，实力也颇为雄厚，建造一个园林不在话下。